联系我们
易演乾坤经纶，随化天地大道。
悟行阁工作室地址：深圳地铁9号线银湖站，深圳市罗湖区北环大道1030号华润999花园40栋901
联系人：余界锐老师
手 机：18824281290
网 址：www.99986luck.com
邮 箱：195790888@qq.com
缙长乐QQ：195790888
微信：18824281290
扫我一扫，好运即到！
阅读浏览，受益匪浅！
常来网站，富贵无限！
扫描二维码，关注：余界锐公众号，就有好运气！
老看寿数，中解烦忧，少指前程，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教育培训
万科和王石的前世今生
王石出生于1951年1月23日寅时。王石紫薇命盘如下：
王石为“天相右弼福来临”富贵上格，天相右弼二星同宫守命宫，主福厚；天相在亥宫得地，出外发展，奔波劳碌。个性坚忍不拔，忠厚直爽，思想单纯，容易轻信别人而上当受骗；具开创性，但自身魄力不足，须借他人之力而成事。逢财荫夹属因人成事，会魁钺，近贵而多机遇。三方见禄亦主开创，加会左右昌曲，职掌威权，事业有成。见六煞，宜巧艺谋生，劳心费神。见火铃，灾病残疾。陀罗同，易有官讼牢狱。财帛宫得“日月夹财”，庙旺加吉，不富则贵。可惜财帛见截空，逢府看相，逢相看府，天府在财帛宫逢截空，为府库空露。为人厚道，行善积德，锦衣玉食，易受骗上当。武破加武相的组合，在财经方面很有成就。但身宫寄官禄宫逢天空，天府居财帛宫逢截空，驾前一位是天空，天空原来不可逢，二主禄存若逢此，阎王不怕你英雄。天盘兄友线化忌，父疾线化禄，有名而无实，财帛宫天府逢截空，为府库空露，在钱财方面追求个人成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宜求名。
1、天相巳亥四马之地安命，受帝星天府照会、武破冲击、巨门、天梁包夹，因而：“动态感”很强，“稳定度”不高。此星系基本结构适合：“动态的、忙碌的、开创性的”工作，一旦“静”下来，极易“无事找事”生出“故事”。
2、星曜组合的一些具体特征：
“天门”亥宫安命，生于丑月，土五局，长生十二神在“临官”，四煞拱照，这些都是命宫“宫气”强旺，三方力道足，能量大，属于“要干大事”的表征。
身宫在官禄宫、右弼入命、火星左辅天空同度官禄、迁移铃星孤辰武破、权科巡逢、日月昌曲台辅龙凤夹财宫，它们所对应的征验，参照王石同学的实情，王石是名人，他的很多事情见诸各种信息传播管道以及各种书籍里，熟悉斗数的朋友自可体查，无须一一详述。
交友宫天同化忌为火铃所夹，宫干庚，自化忌再冲兄弟宫落陷巨门，走财经路线求财不利，走财经路线也只能是求个虚名虚利，挂的是自己的名，帮别人赚钱还不讨好的结局。疾厄太阳化禄照父母宫的天梁，适合走求名成功路线。命局分别对应命主的哪些实情紫友们自可判别。王石同学命宫三方吉凶混杂，表现是小人和贵人都特别有力道，很有实力，命主成败全在小人与贵人博弈的结果。在后面的故事中都有一一对应。
官禄宫无主曜，但火星左辅天空同度，官禄宫火空则发，夫妻宫“紫贪”照官禄宫，这对王石的事业起步自然是有帮助的，事业也是一定有成就的，然而夫妻宫擎羊陷地加地空破碎同度，其三方又有煞会聚，婚姻感情上必难长期维持，能“拖至”六十岁“易帜”，已属相当“难得”。夫妻宫紫贪，紫薇已经离异，贪狼欲转正，贪狼在酉，酉宫属金，贪狼属木，宫克星，夫妻宫贪狼见羊驼，二婚夫妻为“风流彩杖”，显示二婚夫妻命主受环境所克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项羽英雄败在虞姬，费仲败在坦己，吕布败在貂蝉，林彪败在叶群，王石必败于田朴珺。
王石同学其实一直活得很累，通俗一点说，就是外强中干，强悍的外表下隐藏着柔肠，因此，到了一定年纪或时候，寻求解脱，想按自己意愿“活一把”就很好理解了。
研讨名人命理，目的不是为了时尚，而是因为他（她）们在当今有一定的潮流性与代表性，观察分析他（她）们，从而使自己得到一些启迪与感悟。我们现在来看看王石同学与万科的前世今生，更能领悟：命和运，外在大势和个人命运的关系。
2016年，万科满42周岁，它诞生的那一年是1984年，在数千里外的首都北京和黄海之滨青岛，联想和海尔也呱呱坠地了。1984年的中国大地，像它们这样身份不明的小企业的诞生，只是一件极其寻常的事。如果用欧美国家的标准或我们现在的眼光，他们的孕育和产生的方式，都是匪夷所思。当万科在深圳最有权势国企的羽翼下诞生时，联想在一个中国最权威的科研机关的大院出世，海尔则以一个债务缠身、产权关系混乱的街道集体小工厂的身份在苦苦挣扎……三九则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校办工厂：南方药厂的名义诞生，国家既不给钱，也不发工资，第一军医大学给一个500万元贷款的担保，企业注册为国有军企。
42年后的今天，当年的“丑小鸭”变成了中国企业的“白天鹅”和领舞者，它们的创始人王石、柳传志、张瑞敏、赵新先也成为中国最有名望的企业领袖之一。与其他同样声名显赫的企业和企业家相比，他们有的最大不同是：其一，企业生命力强。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同时起步，一直在大潮浪尖起舞，虽历经险境，却始终有“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气概。其二：历史清白，没有“原罪”。在企业转型、改制的各个阶段，它们一直追求并保持着规范透明的运作。其三，企业家的个人理想对企业的发展和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赵新先十年前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悲情告别三九，今天该轮到王石同学悲情了。
对于万科和王石来说，对企业制度嬗变的体验，恐怕要更加深刻一些。这与万科所处的城市——深圳有关。在改革开放之初，这里是“窗口”和“试验田”，新与旧、创新与保守严重冲突，万科则长期处于这种冲突的最前沿。而在万科42年历程中，对其发展模式产生根本性作用的，莫过于股份制改造；万科作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其所有的悲欣、荣辱，全系于股份制改造。
从万科的股份制改造本身来看，这是一次中国特色的股份制改造，改造动机是企业产权问题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人事改造，股份制融资的原初功能却走形了。在这几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万科的股份公司之路，备显坎坷与沧桑。直到今天，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万科，仍然不得不在股市之外寻找资本新奶酪。
万科创业元老今安在？
1983年，在广东省经贸委干了三年经济情报工作，年方33岁的王石，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下海闯深圳。那年月，舍弃省委机关的金饭碗，跑到黄土遍天的深圳——王石的行为让很多人匪夷所思。怀揣梦想的王石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居然是“倒卖”饲料——他加盟深圳最大的国企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担任其下属一家贸易公司的饲料科副科长。
当时的深圳，机会遍地都是。搞情报信息工作的王石发现，深圳有两大饲料厂，原料都是从北方经香港运来的。他决定直接从北方进货，以降低成本。经过反复做工作，王石说通了位于蛇口的赤湾港和两家饲料厂，从广州海运局租到万吨船，一下省了两道中转费用。
饲料行业毕竟于王石的“梦想”相去甚远，在成了深圳的“饲料大王”后，他选择激流勇退。1984年5月，王石创办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后改名为现代企业公司），仍旧隶属于“特发”，但王石毕竟可以独当一面了。与王石同为创业元老的，还有黄胜全、周世平、张敏三个人。三人均担任现代企业公司副总经理。1990年，主管财务工作的张敏辞职，主管贸易的周世平也离开万科，未能亲身感受万科的辉煌时代。
1985年加入万科的蔡顺成，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万科首任常务副总经理，1989期间王石短暂“消失”时，还曾代理王石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蔡顺成曾在北京市二轻局、卫生部出版社工作，身高1.90米，绰号“大蔡”。1992年3月，为体现国际化色彩，万科在香港注册成立香港银都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200万元。随着1992年全国经济升温，蔡顺成担任董事长、黄胜全担任执行董事的银都成为万科北伐的先锋官。随后，银都在青岛开发银都花园大获成功， 并进驻石家庄、成都等地，慢慢开始独立于万科之外发展，蔡顺成也改名为蔡程。1996年，王石决定更改海神广场功能，并收购其他股东的股份，便以银都公司的股权进行置换，1998年4月，银都正式脱离万科，“大蔡”和黄胜全两位万科的创业元老也作别王石。目前银都公司仍然从事房地产开发，并加入了王石创立的“中城房盟”。一个花絮是，2003年在长沙举办的中国电视金鹰节上，最佳女演员宋佳的男友给她送的999朵玫瑰神秘失窃，成为一大新闻，而这位送花人就是“大蔡”。
万科最大个人股东香港人刘元生，持有万科2400多万股股票，对万科的诞生和成长居功甚伟。早在王石创建万科前，就认识刘元生了，王石后来做录像机生意时，就是由他的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供应日本货源。比王石年岁稍长的刘元生回忆；“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大陆人不一样，他从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我感觉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刘元生便经常向王石介绍香港公司的运作方式，王石后来酝酿股份制改造时，他也大力支持，帮助搜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年报。1988年万科正式向社会发行股票，一家外商打了退堂鼓，刘元生便慷慨解囊，以400万元认购36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8.7%。1992年后，万科热衷于股权投资，刘元生也积极策应，还参与万科在天津、东北等地的项目投资。
今天的万科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企业之一，当年与王石共同打江山的创业者，却早已身影模糊。
早年的罢免王石危机
王石是万科创业元老中硕果仅存者，经历了更多的风雨洗礼。万科刚刚创立时，王石便遭遇一次人事危机，最终促使他萌发“独立”的念头。
这要从万科创立不久后发生的“摩天大楼危机”事件说起。1984年，王石创立万科的前身深圳现代科仪展销中心不久，其母公司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投资四千万美元，建设一幢与国贸大厦比肩而立的摩天大楼——深圳特区发展中心，大楼高达165.3米，钢结构、玻璃外墙，由美国C·R·S设计公司设计，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超一流的。雄心勃勃的“特发”，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80年代初改制成公司，上缴利润一度占整个深圳特区的三分之一。“特发”曾掌管一枚深圳市政府审批进口的2号章（深圳市政府的审批印为1号章），脚跨特区政商两界，地位之显赫，一时无两，可以说是典型的政企合一的“官商”。当时的深圳，尚属草创之时，无论是开疆拓图，还是引进外资合作办企业、搞基建，都是由“特发”来运作的。靠在“官商”的大树下乘凉，王石应该是相当快意了。
但这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引发了万科与“特发”的第一次关系危机。“特发”为了建这座“丰碑”，曾通过外资银行借了一笔短期外汇贷款，并下令从万科账上调拨800万美元还债。“老子欠钱，儿子还债”，在“特发”眼里这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了。但“父债子还”的道德岂能取代商业道德？身上有股孙悟空的“猴性”，向来不服管束的王石抗命不从。特发集团下属公司何止数十家，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碰到，焉能消受？“特发”高层大怒，一度任命新的总经理，欲取王石而代之，后来因为新任命者积极性不高而作罢。但王石与“老东家”从此结下了“梁子”。
凭借深圳经济特区的窗口优势，以及“特发”给予的某种特权，万科靠卖进口电器迅速做大，从卖录像机发展到合资生产录像机，在全国设立了众多分公司、办事处。翅膀硬了，王石的隐忧反而越来越重了。数年前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走开，万科依然是“特发”的下级企业，在利润留成比例、财权、人事权上分歧不断，上级领导的一时好恶，都有可能将自己的一切吞噬。王石意识到：“国家控股的新兴企业，领导人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因为他是由组织部、人事部任免的，随时可以更换，而且往往是非经济因素。在国营企业中人事危机是非常明显的。” 一心想自己当家作主的王石开始琢磨，怎样冲出眼前这个曾经庇护自己现在却紧紧束缚自己的铁笼子。
王石可能并没有很清晰地感觉到，与他同样的困惑已经在深圳乃至全国成蔓延之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到推动企业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似乎越走越窄，在第一轮市场经济（当时称之为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较量中渐感体力不支，急于找到一条生路。苦苦思索的经济学家们蓦然发现，解救国有企业于水火之中的，非股份制莫属，于是将其论证为一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后又提出将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公司的具体设想。
股份制的产生、演进过程极为复杂。股份制公司发轫于十七世纪中叶的欧洲，是从合伙制中发展出来的。最早的股份制公司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是以股份制解决海外投资的风险问题，当时拥有550名股东，160万英镑资本。十九世纪中叶，英美大规模铁路建设对大量资金的需要，促使股份制企业大大发展起来。而股份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将被赋予企业改制等更加沉重的功能。很自然地，首都北京的政经专家们，又开始了一轮“姓资姓社”的理论论争。
与内地相比，此时深圳特区国有企业的日子要好过得多，经济的迅猛发展，掌握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因此急剧扩张，对体制改革反而没有危机感。但深圳因改革而生，只要涉及改革，深圳市政府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政府正式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政治嗅觉敏锐的王石，像抓住了机会，迅速提交股份制改造的申请。深圳市体改办如获至宝，将万科与同时递交报告的金田、原野列入股份制改造试点企业。但“特发” 总经理看到这份申请报告，第一反应却是：“你王石有再大的本事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
这种矛盾其实反映出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制定政策的上层和在市场一线摸索的下层，他们对改革的需求要更强烈一些，瓶颈卡在了中间层。当上层和下层达成某种共识，并形成合力时，改革便因此发生突变。万科股份制改造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生动注脚。
深圳市政府出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万科和王石出于自主经营摆脱控制的需要，走到了一起，但“特发”坚决反对任何剥夺自己权力的企图。于是，万科股改这样一个典型市场经济的行为，却要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达成目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通过秘书与万科、金田、原野三家申请股份制改造的企业的老总暗通款曲，有意避开其上级主管公司。李灏通过秘书向急火攻心的王石等人传话：
“知道你们遇到了阻力，市委书记也很关心，但是不能公开表示支持你们。因为公开表示支持你们，和现在的体制就相冲突了。但是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反映上去。你们也不要说和我们见面，更不要说李书记在暗中支持你们，你们心里有数就行了。”
“特发”这个深圳最大的“官商”也不容小觑，派出请愿小组前往市政府，抗议政府插手企业内部正常管理，令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左右为难。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出马，做通“特发”老总的工作，才让迟到一个月的股改文件得以下达。
1988年11月，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入股， “特发”的身份则从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身份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的总经理，王石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当初只是想摆脱上级公司控制的想法，居然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一次深刻而久远的改革。从此，王石不仅获得了自主经营企业的权力，也一下子走到中国企业革新求变与寻求进步的最前列。
万科的这次股份制改造更像是一次人事改造。改造之后，万科的股权大大分散，万科的企业性质也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上级领导再也无法对王石的职位说三道四了。王石直言：“万科之所以要搞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规避人事危机。而民营企业面临的人事风险是倒转过来的，超稳定结构。”凭借股份制改造，王石让万科拥有了民营企业的超稳定的人事结构，并且做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随后的数次扩股中，大股东“特发”的股份一降再降，已经没有谁能够威胁到王石的“宝位”了。
2004年6月至7月间，与万科几乎同龄的著名企业三九、长虹，其创始人赵新先、倪润峰先后悲情下课。提前16年解决企业产权性质的王石，依然稳稳掌握着万科的方向盘。这不能不说是王石的远虑让王石拥有了更长的掌控万科的机会。王石这个时候是不糊涂的，至少在2011年之前王石都是一个精明而有远大理想的企业家。
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十年后，《万科周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作了如是评价：“股份制改革是一个打开鸟笼子的过程。”
1988年12月，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1个月，开始向社会公众发行2800万元新股。这次发股，比最早发股的深发展更进一步：不仅向国内、也向国外公开发行股票，外资股可占25％。万科能否奏出股份制的凯旋曲？政府官员、改革理论家以及有意跟进的企业们都焦急地期待着……
早在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万科与深发展、金田、安达、原野这早期股市上名声显赫的“老五家”，在“老三家”证券部的柜台交易，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雏形。那时的深圳，与内地相比，人们的钱包已经略微鼓起来了，但一般人月收入也仅几百元。过惯了紧巴日子的中国人，即便有了些闲钱，也都像珍稀品一样收藏起来，对那些钱生钱的虚拟概念，从内心深处是怀疑和抵触的。
万科股票的上市，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证券市场大屏幕显示屏上跳动、闪亮，而是出现在菜市场新鲜蔬菜旁、跻身于卖杂货的小摊上。在深圳的街头巷尾，被戏称为“打狗队”的万科招股队四处出击……
最初卖万科股票，基本上是采用摊派的方式，共产党员和万科职工及其亲友必须带头购买。大家买股票，并不是以市场意识，而多少有点牺牲精神的意味。不过，万科股票也曾受到几次由衷的欢迎。一次是万科招股队前往当时还是无名之辈的华为推销股票，受到隆重的礼遇，对股票并不熟悉的老总任正非以一顿丰盛的烤乳鸽款待“打狗队员”，并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购买了万科几十万股股票。还有一次是在当年10月首次召开外商认股发布会上，万科录像机的合作伙伴，也是万科的第一位老师——著名的日本索尼公司购进40万元股票，当次万科 1000万元外资股被认购一空。
华为和索尼毕竟是少数。为力挺股份制，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免费拿出一个版刊登万科公司的《招股通函》。而在当时，《深圳特区报》每天仅仅出四个版一张纸。如果是现在，这样一个版面的广告费已经高达20多万元，同样讲经济效益的报业再也不可能为一个企业奉上免费的午餐。出面支持万科的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他说：“支持企业改革，我们责无旁贷。”四年后，他贴身采访南巡的邓小平，以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名动天下。万科公告刊出后，《深圳特区报》“为了再添一把柴，把大家对股票的热情烧旺起来”，又召开了一次“说万科，谈股票”的读者座谈会。座谈会内容刊出后，万科股票开始成为深圳街谈巷议的焦点，人们的心理禁区渐次打开。
股票在深圳迅速成为供不应求的紧俏货。万科股票从一元零几分涨到三十八元，黑市则接近五十元。深发展股票，其每股交易柜台价16元，在黑市上则被狂炒到120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禹国刚亲历了这一情景：许多白天在证券部没买到股票的人，晚上就聚集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特区证券部周围，一个股票黑市形成了——月光下一边狂热地倒卖股票，一边是政府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喊话：“小心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
如此行情令万科股票有如神助，不到一个月就全部售罄。这次股市狂潮炒出了一大批百万乃至千万富翁，也使更多的人痛感失去了致富良机。在这种狂热中，人们的理性被逆转了，对深发展、万科、原野这些上市公司的效益毫不关心，一心盯着股票神奇的增值功能。
言归正传。万科发行新股募集的第一桶金2800万元，被用来支付首次拍卖土地的地价，使万科这个原本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格的企业，一步进入这个垄断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崇尚财富的国度；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以财富论英雄的时代。无论是胡润财富榜，还是福布斯财富榜，都受到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在这些财富榜中，房地产老板占了半壁江山。但王石却在所有的财富榜上都名落孙山。在演讲和接受媒体采访时，面对疑惑，王石多次主动向公众解释，并公布了自己的个人财产，这在中国企业家中是十分罕见的，2004年王石公布的个人财产：
“年薪60万元（注：目前为80-90万元）；存款200多万；房子价值100多万元的，买的时候是180万；持有27万股的万科股份，现值200多万元。总共700多万元人民币。”
王石是中国最早投身房地产的，2003年还被胡润评为中国房地产最有影响的人物，经过20年“积累”，为何还只是一个中产？
这个谜，要从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去找。那时候，王石是有机会成为万科的大股东，成为一个大富豪的。作为中国第一批股份制改造试点企业，当时的政策带有很大的实验性，有比较大胆的一面。在对万科资产进行核算分配时，深圳市体改办设计的方案是国家和企业（职工）四六开，条件相当优厚。但在职工占有的40%当中，王石等管理层应该占有多大比例？没有现成的规定可循。王石后来回忆，在这40%中，“应该说我可以分到10%、15%、20%，（当然）40%全部给我也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绝对没有要。”假如王石当时真的分到10%比例的话，现在他的个人资产将数以亿计，足以跻身任何版本的中国富豪榜。
但王石竟然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的解释是：
“我个人来说，因为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是通过万科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所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国目前缺少职业经理阶层，但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当老板，既当所有者又当管理者。我只想当后者。”
不能说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王石真实的想法，但这恐怕只是他的一部分想法，甚至是事后的一种心理补偿作用……任何选择，都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限定下做出的。
首先，这是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管理层持股（MBO）在当时的中国，事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危险的 “雷区”。主动、公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名义方式追求私有财产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保护私有财产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要等到16年之后。此外，因为股份制改造，王石已经同特发闹得很僵，在此问题上，王石不能不看特发的脸色，如履薄冰，不授人以柄。采取保守的立场，未尝不是王石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其次，是来自万科内部的阻力。股份制改造在职工内部引起很大争议，阻力不仅仅来自“特发”，相当多的职工也持怀疑、抵触情绪。一位老职工说，我们原来是国家职工，教你们这么一改革，不就成了没有组织的人了？另一位代表干脆提议：把公司的房子私有化给个人，解后顾之忧。当时，万科的净资产是1300万元，职工住宅就占了500万元。如果分给职工，资产规模将会大大缩水，岂不是越改越小了？
再其次，王石个人的见识和眼界的限制。从动机上看，王石搞股份制改造，为的是摆脱上级主管企业的控制，获得企业发展的自由，并非为个人“钱”程计。那时的王石并没有意识到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的意义所在。在1993年时王石与新加坡规划大师孟大强的一段对白，可以印证这一点。当时，万科也趟入北海开发热的大流中。在北海市政府召开的一次城市规划会议之后，孟大强问王石，企业越做越大，跟你干的人有何好处？王石的回答十分笼统：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考虑。可见，直到股份制改造完成的五年后，王石仍然没有把管理层的持股同万科的战略发展挂起钩来，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可以想见，1988年在王石股份制改造的蓝图中，他本人或管理层持股问题并非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王石没有选择10%，甚至1%——非不为也。王石的选择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所谓中国 “职业经理人”自王石开始的理想，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今天，在我们考察万科后来的历史，并把它放到中国企业发展的轨迹之中审视，我们不能不感慨：王石没有成为万科大股东，这岂止是他个人的遗憾？假如当时王石再勇敢一些，敢为天下“富”；假如王石当时不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用公开、透明的方式获得万科较大比例股份；假如那时王石就懂得管理层持股对企业发展的战略意义，他对万科乃至对中国企业的贡献，恐怕要更大一些。当然，这对王石，太过苛求了。在王石同学的同时代，几乎没有人在这方面成功过。做了的都已经被枪毙了。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我们拥有这个世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在王石身上，这种对比显得尤其强烈。这42年时间里，他花了大部分时间，去争取和创造一个好的制度，以改善生存环境；他几乎是只身创立万科，截止到2003年，万科的总资产达到100亿元以上，而他仅仅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到了2016年，万科已经是一个万亿资产的世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王石还在为管理权睡不着。
惟一可以让人感到安慰的是，2004年5月，《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04）》公布的数字显示，在“上市公司董事长持股市值”排名中，王石榜上有名，持有万科A股182.5432万元，远高于该类排名的平均数83.5万元。（2004年5月11日《深圳商报》）
198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万科，从“鸟笼”飞了出来，终于获得自由独立精神；信心爆棚的万科人，制定了宏大的发展计划，摆出一幅跨地域、跨行业发展的架势。但是，这种中国式的股份制改造，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的缺陷。
万科积极投身股份制改造的最初动因，是要摆脱“老东家”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而非单纯为了筹集资本。“枕木”当成了“柴火”，同大多数中国股份制企业一样，股份制本身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股份制让万科做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万科的股份结构非常分散，保证了王石在万科的最高统帅地位——但却无法为万科的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万科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
1991年1月上市之后10年时间，通过增发、配股等方式，万科收入囊中的资本仅有16多亿元。相比之下，一家有香港华润背景的北京房地产企业华远，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令“缺钱”又“缺地”万科自叹不如。华远1993年才由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但4年时间就融资33亿元——这并不是万科与华远的差距，而是它们背后股东之间的差距。
良禽择木而栖。当王石将万科房地产之外的“家当”卖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再次做出一个不合常理的举动：卖掉万科！
之所以说不合常理，是因为王石并非万科的大股东，是没有资格去“卖”万科的。但王石这种强悍“无理”的表述，从侧面折射出一切都将在他的导演下进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王石并没有“口出狂言”，在这个充满谎言、斗争、计谋和理想的事件过程中，他的个人意志始终掌控全局，整个故事也因此波谲云诡。
万科早在1988年就已经与“老东家”特发划清界限。在此后的年月里，特发在万科的股份一降再降，到1997年，只剩下8.11%，几乎无法对万科施加任何影响了。矮子里面拔将军——此时的特发仍然保有万科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资金一直比较吃紧的万科，一直希望打通增资扩股的渠道，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几乎万科每次扩股， 第一大股东特发都十分消极。 其怨气有二：其一，没有资金继续增持；其二，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股份被稀释。十年来，万科与特发就是保持着这样一种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关系。
1997年6月，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借势这样一个历史性事件，万科第四次增资配股，欲募集3.8亿元资金。这一次， “特发”的态度如何？新任陈姓总经理在王石印象中是位“有魄力、霸气十足的人物”，王石怀揣增持方案，亲往那座差点导致自己下课的摩天大楼“特发中心”，希望“特发”投入1.5亿元，增持万科股份至20%-25%。考虑到“特发”银子比较紧，王石建议用“特发”在香蜜湖的土地储备置换股份。香蜜湖是深圳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2004年4月16日，香蜜湖一块9.3万平方米土地拍卖，地价达到每平方米7000元以上。当时，香蜜湖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特发”所有，对王石的建议，陈总豪爽应允。
十年前，王石借助股份制改造跳出“特发”的手掌心，从此逍遥自在，再无被摘乌纱帽之虞。现如今，难道王石好了伤疤忘了疼？要自投罗网？王石这样做，其实是有迫不得已的理由。他的心病是在1994年发生的“君万之争”时落下的，万科因为股权分散，让才出道儿的君安逮住机会，险些被“一锅端”。虽然君安最终败北，但几年来，股市上收购万科的传闻一直没有断过。万科的股证事物代表们严阵以待，每有风吹草动，马上到证券交易所打印出长长的股东名单，分析猜测谁是幕后黑手。对于王石这些持股比例极少的高层管理者来说，倘若被收购，有可能连座位都保不住了。1994年的君安还很弱小，还不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去收购万科，但此后一两年里，像君安这样的小庄家，已经有不少成长为资本大鳄，在股市呼风唤雨。万科股份依然分散，大约20亿资金便能控制万科20%左右的比例，也就是说，可以改选董事和总经理。万科管理层对此早有所料，专门在董事选举条款中限定，每次只能改选三分之一的董事。但这，只能起到延长时间的作用罢了。
与野心勃勃的君安们相比，“老东家”特发虽然保守，但显然要安全多了。现在的万科毕竟已经是中国房地产“老大”，日渐迟暮的特发已经不复当年气概，无暇对万科指手画脚。也许，在“老东家”的羽翼下，王石可以找到一种他所需要的安全感。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三天后陈总就变卦了，理由是：“特发”将重点发展通讯、旅游、高科技，不再向房地产投资。此时的王石一定在想，万科与特发的缘分，难道真已尽净？感慨之余，一个大胆、彻底而痛快的想法，快速闪过王石的脑海：乘机劝 “特发” 卖掉万科的股份，引进更规范、更有实力的财团！这一想法，后来被王石表述为“卖掉万科”，在媒体上一阵爆炒。
不过，王石卖万科的计划并不顺利。在《总部搬迁话家常》中，王石回忆了这个让他懊恼不已的故事：
“距签定合同的时间还有一个星期，老王电话给陈总：没有什么变故吧？谈好的事怎么会变？下个星期不会出差吧？不会。”
“黄先生责成属下北京华远董事长任志强携全额人民币支票南下深圳。距签合同还有一天时间，老王仍觉得不塌实，要求郁亮再次打电话落实；陈总爽快回答：明天见支票签合同。翌日上午，任志强还在飞深圳的路上。老王接到母公司一位副总的电话，为难的通知：陈总不卖万科股票了；人家带着支票在路上，你让陈总自己和黄先生、任总解释吧。陈总交代我来接待请吃饭，他有事不能出面。这个王八蛋！只是心里骂。谁让他是你的大股东呢，还得扩股啊。
“两天后，再次约陈总谈扩股，丝毫没有歉意的陈老板既不愿意放弃大股东的地位，也不同意扩股。你这不是有意刁难吗？忍无可忍的老王一巴掌拍向茶几的玻璃板上，摆出斗鸡的架式。
“情绪已经失控。非亲身经历不能感受个中滋味。”
此后，万科为扩股与特发又发生了诸多争端，虽然最终扩股成功，但“出卖”万科的计划就此搁浅。直到两年后的1999年，特发领导换班，机会才再次出现在王石的面前。
王石为万科的买主画了一幅标准像：一、实力雄厚；二、在香港上市，有海外融资背景；三、有良好的政府关系，有大量的土地储备；第四，对双方管理层和公司文化彼此认同。通俗地说，就是有钱又有地，还得有文化，不但能补万科之短，还要与万科志趣相投。
符合这几个条件的企业并不多。最终浮现在王石眼前的，除了华润外，还有香港地产大王新鸿基。前者曾经于1996年成功收购万科旗下的怡宝蒸馏水，并于1998年聘请王石为北京置地独立董事；后者则是万科私淑已久的“老师”。华润和新鸿基对内地房地产市场的认知有很大不同，新鸿基饱受金融风暴之苦后，大大收缩了地产开发战线，而华润的中资企业背景，则驱使其掉头北上。
华润集团与招商局、中国海外、香港中旅并列为香港四大中资企业，是国务院直属的企业。华润之名源自毛泽东，取其“润之”字，寓意中华润之，1948年在香港成立，初衷系在建立政权后解决党的经费来源。建国后，华润扎根香港，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窗口公司，2000年总资产就达到500亿港币，在香港拥有五家上市公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华润同大多数香港中资机构一样，“一不小心成了地产公司”。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香港房地产市场大缩水，香港地产企业纷纷转型或北进内地。
2000年6月19日，华润公布重组方案，并宣布：终结香港地产投资业务，全力向内地发展，目标直指“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 而华润进军内地房地产企业的主要方式，就是股权并购和业务整合。
早在1994年，华润就通过收购北京华远快速切入北京房地产市场。北京华远是北京市西城区为旧城改造而设立，拥有令同行艳羡的政府背景和土地资源，一跃而成为北京房地产业的老大，一度占有10%的市场份额。华润收购华远70%股份后，以北京置地名义在香港上市。但华润的地产帝国之梦，远非一个华远所能实现，也不会满足于北京一地，况且随着北京房地产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华远的政府资源已经有所弱化，1998年其销售额大幅下滑，1999年更是出现亏损。
华润的野心必然要在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平台上才能实现。那时的内地市场，真正称得上全国品牌的房地产企业，仅有万科和中海两家。中海的母公司香港中国海外与华润同为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列，自然与华润无缘，万科理所当然地成为华润眼里最肥的那块肉。
按照王石的标准，华润简直就是那幅标准像。华润与万科，一拍即合。两年前收购特发股份未果的华创执行董事黄铁鹰，在其间扮演了关键角色。曾自诩为中国企业并购世界顶级专家的黄铁鹰回忆道：
有一天王石笑嘻嘻的同我讲：“如果你看万科公司好，你不如把万科公司也收购了。”开始，我以为他开玩笑, 后来我发现他说的有些像真的。此时，我俩已经很熟了，我单刀直入的问：“你的公司经营的这样好，为什么非要找个主子？”他说：“，我想做大，我必须同世界资本市场接轨。” 我又问：“公司做大是别人的，职位可是你自己的。难道你不怕哪天华润创业把你炒了？”他说：“如果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炒我是应该的。”我向盯着天外来人那样看着他，不太相信他的话。后来听说他同香港新鸿基也在商谈此事时，我才当真。能收购万科，对华润创业是天赐良机。因为我们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通过万科进入全国房地产，又可以获得万科的中国本土管理资源。可是我是一个永远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人。因此，仍然怀疑万科公司的经营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于是，在没有同万科大股东签收购意向时，我提出要先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万科进行审计，并要派华创的人进入万科了解业务运作。王石竟然同意了。于是，华润创业花了200多万港币，请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对万科进行了一次特殊目的的审计。审完，毕马威的合伙人同我讲：“黄先生，这是我所见到账目最清楚的中国公司。”
2000年8月10日，万科正式发布公告，称其第一大股东特发将持有的5115万又5599股国有法人股一次性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占万科总股本的8.11%。公告同时称，华润北京置地已经持有万科B股2.71%的股权。同年12月，华润收购添发庆丰（常州）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万科2692万又150股股份，使其占万科股份达到15.01%。
一个富可敌国，一个身怀绝技，华润与万科在千禧年的“世纪婚姻”，震动了整个中国房地产界。婚宴刚完，王石就作为华润集团的地产业务代表至欧美进行路演，推介中国住宅概念，中国房地产的霸主呼之欲出了。
但一个无法躲避的问题出现了。在这场“婚姻”中，万科究竟会不会被华润大口吞下，甚至“消化”掉？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场极尽风光的婚姻背后，有着错综复杂、微妙难言的关系。显而易见，这次华润收购万科是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润总公司进行的，华润在内地房地产业务的旗舰北京置地反而被搁在一边，这说明华润在内地的地产业务整合并没有一步到位，华润的地产帝国步伐，只迈出了一小步。
这条暗中进行的故事伏笔，早在华润正式入主万科的前4个月甚至更早时就铺陈开了。1999年12月，号称中国年薪最高（700万元）的职业经理人任志强辞去华远地产总经理一职，专任董事长；2000年4月，年仅34岁的天津万科地产总经理郭均空降华远，接过任志强的帅印。书生意气的郭均挤走京城地产大王、军人气概非凡的任志强，在北京房地产界引起极大轰动。郭均26岁时担任《万科周刊》首任主编，深获王石信赖，被派往天津万科担任总经理，此次突袭北京华远，被很多人认为是身受王石重托。
华润万科的婚姻，最终引发王石与任志强——中国南北两大地产名人间的较量。其实，两个人有不少相似之处：同年出生，都当过兵，都是中国房地产的理想主义者。华润收购万科后，两个人各持己见，大唱反调，让整个业界如坠雾中。
光是新公司的名字，就已经让两人舌战起来。以下是2000年9月两人分别对记者发表的看法：
任志强：“华润对万科的下一步收购，将出现在华润整合自己的内部框架结束之后。北京置地与华创整合完成后，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香港华润将把万科从中国华润总公司放到北京置地里，北京置地将可能改名为中国置地。万科和华远都将被中国置地控股。”
王石：“华润收购万科之后，会以万科为核心重整整个房地产业务。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香港华润集团在通过中国华润进一步增加万科的股权后，新的公司会叫华润万科。”王石在谈到华远与万科的未来时说：“华远是北京概念的地域性公司，万科是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如果万科与华远合作，将是北京万科与华远合作的问题。”
任志强冀望的，是一次实质意义上的收购，万科终将融入华润的地产版图；而王石则要坚决捍卫万科品牌的独立，在他的心目中，任志强担任董事长的华远地产也许只是个下属公司而已。
华润收购万科后，华润的地产帝国梦如何实现？万科品牌会不会消失？王石还能保住万科帅位吗？这一连串的问题，让这场世纪婚姻愈发扑朔迷离。每一个参与或被这件事影响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设计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甚至华润副董事长、总经理宁高宁——这次婚姻的操办者，也被各种方案搞得眼花缭乱。
年富力强的宁高宁，是位很具管理思想的企业家，最擅长的是资本运作，对房地产反倒研究不深。在收购万科的决策过程中，宁高宁对两个问题有疑虑：其一、房地产究竟是不是一个好行业？其二、如果收购万科，华润将来在内地的房地产业务如何运作？是由北京置地吃掉万科，还是由万科吃掉华润在内地地产业务？宁高宁承认，收购万科是被王石说服的结果，在其间，王石的个人魅力也是一大主因：“我发现，和王石同期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家变化很大，走掉了、不做了、失败了的很多。王石能留下来以及今天万科的成功，和王石本人的信念以及对公司的管理者有很大关系，王石是个很自律的人。”
显然，在收购完成之前，宁高宁回避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并没有设计出华润内地地产业务与万科的整合办法。可以想见，在这个问题上，王石的存在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挑战。
但是，在完成对万科的收购后，宁高宁最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对万科的收购刚刚开始，整个华润的整合游戏也刚刚开始。华润肯定会继续增持万科的股份。如果华润持有万科的股份达到一定比例，管理架构将会调整。不过由万科来控股北京置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一个全面收购的问题。”在王石与任志强舌战不休的同时，华润甚至已经暗中开出未来的人事安排单，新的控股公司将整合包括万科在内的华润所有地产业务，董事长非宁高宁莫属，总经理从王石和任志强中产生，宁高宁在电话中告诉采访他的记者：除王石、任志强外，姚牧民、郁亮、郭均肯定都有位置。
看来，一切都要按照宁高宁的设计进行了。2000年9月中旬，激情万丈的郭均在北京透露，未来3个月内，华润将斥资20亿至30亿元，通过重组、合并，将持有的万科股份增加到50%。具体做法是，北京置地以23.5亿元收购万科5亿多股B股，华润集团将给予北京置地以强大的资金支持，未来的北京置地将统辖华润在香港和内地的全国房地产业务，如果实现这一计划，新公司总资产将达到110亿元，销售收入50亿元以上，未来3至5年内，总销售收入有望达到100亿元。也就是说，万科这块王石千辛万苦打造的中国房地产第一品牌，可能会沦落为北京置地旗下的一枚棋子。
华润离它的地产帝国梦仅有一步之遥。
一切按照宁高宁的计划进行。2000年12月初，万科董事会发布公告，宣布向新的大股东香港华润集团定向增发4.5亿股B股，发行价为每股4.5元，融资额高达20亿港币。12月23日，万科和华润分别表示，此次定向增发B股，目的是为了达到华润控股万科50%的比例，共同做大中国房地产业。
这个宏大的许诺犹在余音绕梁之际——12月24日下午，增发计划急转直下，万科董事会宣布“悔约”：放弃2000年度定向增资发行B股的方案及取消200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理由是由于不同的投资者对本公司2000年度增资发行B股方案的理解不同，以及该方案将对本公司产生影响的认识存在差异。
谁能想到，一艘万吨巨轮远航的汽笛已经拉响，一个小渔网居然阻止了它。
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力量来自一向活跃的万科散户和小股东，他们愤怒地认为，华润开价太低，简直就是一种掠夺行为。华润开出的价格每股4.5元，是按照10倍的市盈率计算得出的，对华润来说，这个价码已经不低了，因为香港恒生指数中地产股的平均市盈率也不过6-7倍。但万科小股东们认为，中国A股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是40多倍，万科这样的大盘股的市盈率也超过30倍，华润增持万科股份，应该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来玩。热衷于短线炒股的中国股民们，对华润的远大理想没有任何兴趣，只希望华润能带来一次大赚一笔的机会。
宁高宁坚守自己的底线：“华润是不会以超过10倍以上的市盈率的价格去收购公司的，否则华润宁可放弃收购。”最终，华润以定向增发B股的方式收购万科——这个差点在中国股票交易历史上创造纪录的事件，戛然而止了。在资本市场上所向无敌的宁高宁，也不得不为“熟悉”国情交了一次学费。
与华润的无奈相比，在这次事变中，万科的反应要坚定许多。双方高层与长盛、富国等基金公司经过磋商，决定刹车。这其中，万科一直强调是为了保护小股东的利益，这的确符合万科的一贯作风。但这样匆忙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仅仅是为了小股东的利益吗？这恐怕已经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答案了。
万科与华润的婚姻表面上风光无限，关起门来却是有苦难言。从1997年，王石初次有意引进华润为大股东时算起，几年来，万科与华润的婚恋一波三折，是非不断。如果说，最初的阻力来自外界，那么，随着“恋爱关系”一步步发展，这种阻力却越来越从内部滋生。也许，此时人们才发觉，万科与华润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那种白头偕老类型的。让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并非一个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而是各有所图：万科看中的是华润的钱，华润的如意算盘是通过万科实现自己的大地产梦。当王石发觉，华润控股万科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对万科和自己的独立性施加影响时，他当然会警觉起来。这同当年面对君安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次是“人民内部矛盾”。
万科毁约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尊重投资者的意见”，但从另一方面看，小股东群起抵抗华润，恰好给王石一次拒绝华润的机会。
华润遭遇增发“滑铁卢”，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宁高宁壮志未酬，王石心事多端，任志强则在北京躲着偷乐。但任志强的快乐只持续了四个多月。
2001年5月底，宁高宁宣布收购万科的新方案：华润将持有北京置地44.2%的股份注入万科，由万科向华润按比例增发A股，这样就形成华润控股万科，万科控股北置，北置控股华远地产的股权架构。按照这个折衷的新方案，宁高宁实现了绝对控股万科的心愿，王石不但保住了万科这块金字招牌，而且还能一举则将华润在内地全部地产业务收入囊中。这个方案与四个月前的增发方案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一直处于被收购地位的万科变为真正的主角，北京置地和北京华远地产则成为下家。
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业绩”：2000年，北京置地赢利仅9700万港币，万科赢利则达到3.09亿元。面对万科这个中国房地产第一品牌，华润终于不在执拗于自己的地产帝国梦。如果这个梦想还在的话，通过万科实现又何妨？
这深深地刺激了被晾在一边的任志强。2001年7月，个性倔强的任志强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不玩了。他宣布卖掉自己所持有华远地产18%的股份，从华润手里收回华远地产品牌，成立新的华远地产。任志强的这个决定对京城地产界来说，不亚于一场地震，各大媒体对华润、万科以及华远的关注，再次掀起一个高潮。虽然直到同年9月，任志强才动手，但他的惊人举动显然改变了事件进程。
后院失火的华润，自然无暇顾及万科。6月25日，万科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并发布公告：华润增持万科股权的方案，年内不会出台。 方案变来变去、一拖再拖，华润与万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王石的解释充满玄机：“没有方案何尝不是方案呢？没有方案就是方案。”华润这个资本市场的巨人，为什么在品牌巨人万科面前屡屡受挫。
1994年加入万科，深受王石信赖的肖莉，长期负责万科的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关系事宜，她亲历了事件的全过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她的看法是：“华润增发万科失利，主要还是商业上的原因。在整个事件中，王石对宁高宁是非常钦佩和认同的。华润浸润资本市场50多年，宁高宁是明理之人，其行为完全以市场原则为基础，他不会强制性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华润当时还专门聘请百富勤，对价格进行评估计算，当他发现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差异，便很快决定放弃。”肖莉解释，对万科来说，扩股要以保证每股增长为条件，即使拿到20亿资金，如果因此摊薄了每股的赢利，影响小股东的权益，万科将选择放弃。
事后，王石则从企业文化对这次事件进行反思。他曾表示，华润与万科之间的并购之所以波折不断，并以失败告终，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企业间的文化不能融合，“强势企业文化在兼并当中风险是非常大的”。在华润做起地产帝国大梦之前，万科和华远都已经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而华润一定要以资本的力量将三者强扭在一起，万科与华远的品牌都遭遇危机，企业文化背后的利益格局也要重新洗牌，这是华润所始料不及的，也是它用“钱”所无法完成的任务。
按照经济批判学家郎咸平的说法：“华润从1997年开始，总资产从200亿元增加到600亿元，是全中国所谓最多的多元化企业，当你发现它的总资产成倍上升的时候，资产回报率却成倍地下降。这就是做大做强的下场。”当华润正在成为中国“最多的多元化企业”时，万科已经开始做“减法”，两种不同发展思维的企业，能有多少共同语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又能好到那儿去呢？
华润作为资本大鳄，最得意的地方是在啤酒市场，数年来，纵横南北、所向披靡，极少失手。然而，中国啤酒大王青岛啤酒总经理彭作义对华润自有评说，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也就是在华润失手万科的同时——曾经这样评价华润：“华润在未来中国啤酒业的重组方面会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华润的路不会走太长。华润的惟一优势就是在资本，没有底蕴，没有管理、技术、品牌。”（2001年7月《中国企业家》）这一判断，用在华润在房地产以及收购万科事件上，或许更加合适。
对于华润这样一个巨型国企来说，它在体制、企业文化方面，未必比万科有优势，仅仅凭借规模和资金优势，能够风光多久？华润最终或许会深深懂得：与万科和王石打交道，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
2001年11月，原来被华润控股的华远改名为华润置地。折腾了几年光景，华润“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惊醒了地产帝国梦，连在北京的老本都得重整山河； 2002年3月，华润万科事件中春风得意的郭均辞去华润置地总经理一职，以风华正茂的年龄逐渐淡出地产江湖。
2002年10月，华润独自投资40亿元港币开工建设深圳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华润中心。面对这样一个巨无霸，人们不禁要想象，假如当初华润整合万科成功，也许会由万科来开发了。那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华润与万科的分分合合，最终将二者放在冲突的位置。华润仍然执著于自己的地产帝国梦，选择其控制50.3%的华润置地实现全国开发战略，目前已经成立北京、上海、成都三家公司。华润置地与万科的正面冲突，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虽然华润仍是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控制万科15.64%的股份。
华润与万科这个同床异梦的婚姻，还有一个难以迈过的“坎”在等着呢。
“从野蛮人敲门”、“宝万之争”到“华万之争”的恩恩怨怨
《管子·乘马》：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王石同学作为一个企业家恰恰在晚年犯了这个智慧性错误。
一个成功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傲。人一旦傲起来，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看不清自己的短，也看不到别人的长。这个后果是严重的。王石同学在六十岁以后的后半生犯了这个最没有智慧的错误。王石代表的是一种冲破牢笼自由飞翔的企业家创业精神，是一个概念，并没有技术含量，王石是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曾经的一代企业家精神，这才是长，要以己之长去补别人之短。王石所拥有的长失去了就没有再回来的可能，因为历史早就翻篇了。王石因为傲，所以，对自己的长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经常展示的其实是王石的短板。
无论是傲骨，还是骄傲。王石都是傲的。现在看，傲这个字，害苦了他。傲，让他把姚振华从可能会是朋友的“恶意人”或者按照王石的说法是“野蛮人”活生生地逼成了真正的敌人。甚至，连华生都出来讲，王石嘲笑他“这个博士还怕冷”，而且高傲地对待华润。再甚至，还在一个不少民营企业家同在的大会上，公然把不欢迎宝能说成不欢迎民营企业，一句话，打翻一船人，甚至是忘记了自己是谁。太傲了。而在万科防守这件事上，王石除了傲，还少了虑，更少了务。虑的方面，之前对分散的股权不设防是其一，之后对姚振华这个王石眼中的野蛮人敲门的处理，对华润及其他关联方的态度，也是如此。而务的方面，姚振华要求罢免王石董事长的议案已经讲了，长期脱离工作岗位。更遗憾的是，2011年之后，王石同学以游学泡妞为名，作为一个董事长长期不“上朝”，而是任性纵情山水间，这还曾是王石的骄傲，是他的自豪。他曾出书，核心思想就是：我的成功是别人不需要我。这个话，说得够漂亮的。但心里话，我当时看了就认为，这个话说得很有问题。不需要你，那你还当这个董事长做什么，离职不拿钱该干嘛干嘛好了，王石也不缺那个随便玩一玩的本钱。如果2011年开始就挂个名誉董事长拿个高额退休金，世界各地的高端论坛上吹一吹，既做了万科的广告，自己也不用寂寞无聊，那会潇洒得多。万科这么大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不上朝，能做好，是你的本事，但换过来想，如果你更勤政，是不是会更好？即便是这样，你也没有必要宣扬自己不作为。
2011年之后就应该挂虚不担实，就应该做出选择，坐到评委的位置，而不是继续站在台上当演员让别人评论，在“野蛮人”敲门之前，王石在万科是有资格选择这个活法的，但现在就可能没得选择了。
冯仑是个“乌鸦嘴”，他又说对了。
被称为商界思想家的冯仑，与很多大企业家相比，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实践能力一般，但对中国企业这点事儿，企业家这些事儿，他的确是看得很透，看得很准，绝对拥有发言权。冯仑曾多次强调，企业家泡女明星必死。他说，凡是男性企业家开始追逐女明星，这家企业就离死亡不远了。冯仑说：“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像有老板追李小冉、殷桃，后来演变为扑朔迷离的‘砍鄢颇事件’；周正毅追求杨恭如，后来遇到危机，现在还没从牢里出来；刘波和女明星也有过故事，最后跑到了日本；李厚霖跟明星的故事曾经名噪一时，现在也已销声匿迹，等等。”王石这次把冯仑的理论，甚至是一些歪理邪说，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王石同学倒下了，再次成就冯仑商界大师级理论思想家的盛名。
房地产真的不是什么高精尖，非你不行。这一点，不作更多论述，但却是压倒王石的最大石头，不是稻草。地产和别的工业不一样，没有什么高精尖，谁当董事长关系并不大，中国的房地产公司有几万个，董事长平均文化都是小学不毕业，大字不识几个的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多得很。在这个问题上，王石同学恐怕也是有点高估自己了。如果今天的万科，不是一个房地产公司，而是华为，是阿里巴巴，是腾讯，恐怕姚振华或者华润，今天都不会那么硬气，甚至肆无忌惮，要一纸血洗整个万科董监事，把遮羞布全都撕去了，撕彻底了。华润也好，姚振华也好，都跟王石一样，靠倒腾玉米，倒腾蔬菜，倒腾针头线脑赚到第一桶金，拼的是勤奋，拼的是倒腾资金的实力。王石还靠过国企的荫助。至于高科技的那些脑袋，姚振华没有，王石也没有。更别谈什么房地产人才团队，中国什么都缺，唯一不缺房地产人才，比郁亮能干的人大把，就看在大势来临时有没有机会坐在那个位置上。站在风口，哪怕是头猪，一样飞起来。也不要讲什么文化，王石作为爷爷辈的人，在孙子辈面前讲文化，他们会呛白你，爷爷辈都没读几天书，跟孙子们讲文化，能讲明白吗？要讲精神，精神是长期打磨出来的，是无价的。万科和王石拥有的不是技术含量高，不是管理团队优秀，而是一种冲破牢笼自由飞翔的企业家精神。
“宝万之争”，“华万之争”，“华万宝之争”，在这种局面下，换成谁是姚振华，估计谁都会有脾气。当时，我就有种观感，一旦有机会，姚振华一定会让王石付出代价。从整个事件过程来看，王石是单打独斗，是堂吉诃德，而姚振华背后有高人，有军师，有江湖大佬在指导。王石沉不住气，看起来比较浮躁。姚振华忍得住，抓住时机快刀斩乱麻，招招点死穴。王石得罪了江湖，会牺牲得比较难堪。姚振华毕竟自身武功层次不高，姚振华只是在江湖导演指导下演戏，而且姚振华的军师功力也不是很高，露出的破绽也不少，在华润董事否决万科深铁重组议案之后，急急忙忙动议罢免万科全部董监事，这个剑舞的时机不对，等到程序走到股东大会表决的时候再拿出来也不迟，这把剑舞的时机和方式就露出了很多破绽，说明姚振华现在是虚的，没有实力熬时间，华润作为央企，他不可能给人形成与你一个暴发户沆瀣一气，即便他跟你利益一致、目的一样，他也不会跟你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他一定会表现得跟你是不同的，因为双方披在身上的遮羞布颜色是不同的，所以姚振华的做法相当于把华润跟自己捆绑在了一起，很多私下的拿不上台面的交易就藏不住了，华润肯定就不会答应，毕竟还有政府和公众的眼睛盯着的。因此王石还是有机会的。
“华万宝之争”，三个方面显示了姚振华及其背后实力的薄弱，其一，把人往死里整，做得太绝，这不符合江湖道义。其二，一杆子打死一大片，显然太狂。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有资本癫狂的机会，你可以显摆自己的资本实力，但是你永远没有机会癫狂，老子天下第一，想干啥就干啥，这个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王石和万科在前，宝能姚振华在后，宝能在二级市场买卖万科股票是自主的选择，人家经营管理团队不行，王石作为董事长那么多问题，你还跑去买人家的股票干啥？还一定要成为大股东，你明知别人公司和人员有瑕疵，你还故意去买，这属于敲诈行为。如果你买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现在发现问题了，你的合理选择是卖掉万科股票，而不是否定万科全部，因为现在的万科公司和王石是早就存在了，而且存在了几十年，你不能在二级市场举牌买成大股东，马上就否定整个万科董监事，起码要有三年，你才有资格提出罢免，规则不规则，那是一码事，讲不讲道义是另一码事。就像人家建立的家园，你是看好别人才去买，你不看好别人，你还去买，而且别人不同意你买，你还强行要买，这也属于强买强卖，做强盗还讲个强盗逻辑，连强盗逻辑都不讲，天地人都不会容你。另一个方面，姚振华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究竟是求财利还是求名分没有分清。王石的表现很清楚，不是求财的，是求名的，王石是想把自己塑造成一尊神，虽然这尊神是没用的，对于求财的人来说，与其打碎一个没有用的神，不如把他供起来镇宅辟邪。易经智慧之一：决胜利器不可示人。战士的剑只有在血光中才能看得见，决胜的利器一旦暴露，将在剑拔出来之前倒下去，永远倒在悔恨的血泊里。一句话，姚振华的剑拔早了。
这里要讲讲新加坡企业家、曾以“中策现象”震动中国的黄鸿年，当年与莫斯科中央银行之间的一段往事。当时，这家银行给了黄鸿年一笔贷款，但一次，黄鸿年开出信用状给客户却被银行拒绝兑现。黄鸿年大怒，要起诉这家银行。刚到新加坡做生意的银行吓尿了，请人说服年轻气盛的黄鸿年：年轻人，得饶人处且饶人，谁都会犯错，人家今天一个错，你就要告他把他往死里打，就算赢了，一个生意人跟银行往死争，以后哪个银行还敢跟你打交道。黄鸿年听了劝，然后宽容并忘记了这件事。
让黄鸿年没想到的是，10多年后，他急需一笔贷款。朋友告诉他，这个钱可以找莫斯科中央银行借。于是他去了，5分钟就拿到贷款。因为当时那个犯错的年轻人已升为银行总经理，他告诉黄鸿年，黄先生，当年您放了我一马，我一直感激在心。黄鸿年在接受华商韬略独家专访时说，通过这个事，他信了因果报应，人生在世，尤其做生意，要宽容求和为本。
做企业也好，在职场做事也好，都有自己想要的目的。达到这个目的，会有很多方式，可以用法律手段，可以用行政命令，可以用沟通协商，可以威胁你，命令你，也可以拜托你。不要争对错高低，要争结果，努力让结果成为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也许被人认为是胆小怕事，和稀泥，没立场，但过往，尤其是商业世界和职场江湖，无数的事实都证明，遇事和气一点，软一点，往往都会在成全和照顾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赢得更有宽度和长度。否则，大多会两败俱伤，互不值当。
王石同学在世界舞台站到这么高，而且曾经不跟人谈高度，要跟人谈宽度的王石，在“宝万之争”这一劫，显然是宽度不够。有些道理，即使争赢，其实也没有太大意义，甚至比甘愿认输更惨，更害人害己。好比，法律和道理都告诉你，杀人要偿命。人不小心踩了你几脚，甚至你怪他，他还骂你两句，你非要争，非要他怎样怎样，逼急了，逼疯了，如果遇到一个冲动起来不顾后果的人，他就砍了你，甚至杀了你。你残了，甚至你死了，然后判他几年甚至死刑，你赢了，赢了什么呢？事情虽然有天壤之别，但也多少有异曲同工之处。
倘若当初王石同学可以宽容为本，更尊重姚振华几分，大家坐下来，和为贵，不争高低贵贱，对错分明，而是探讨个你好我也好，恐怕也不至于弄出这么多，而且是越来越敌对，并且可能最终互不值当的事。英雄不问出生，但钱财必须要问来源。王石不应该问英雄的出生，应该问英雄钱财的来源。姚振华已经算一个人物，就不能再以野蛮人相称。姚振华是明确表达了是来求财的，而且尊重王石，不是来跟王石争权的，那好我关心一下你钱财的安全总是可以的，投资万科控股权是长线投资，风险是很大的，时间可是金钱啊。这样说就谁也不得罪谁。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也不排除，是有什么原因，让王石坚信，这是一场必须，甚至你死我活的战争，没有所谓你好我也好的办法。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也许王石同学个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作为旁观者，我们还是认为王石的判断是错误的。姚振华是潮汕生意人，他求财的初衷是不会改的，他不会像王石那样有理想主义色彩，对控制权不一定有王石那么在意。既然是求财，就有很多可以商量的地方，不可能花那么大的代价跑来争夺控制权。因此，王石过于冲动，一开始就判断失误了。如果王石头脑清醒，不那么糊涂，其实王石完全可以采用另一种策略，不管姚振华是善意还是恶意，买万科股票这一点就没有错。善意恶意完全可以用时间和空间来检验。要掌控万科这么大一个盘子，是需要时间的，今天这个时代真正有资金实力的人不会来玩这种需要三五年才有可能回报的长线投资，那就应该是短线炒作，短线炒作靠的是制造概念，赚到了就走，赔了就完蛋，相当于是赌博。王石完全可以配合，只要万科争取到了时间和空间，不管胜败，姚振华都得走人。像万科这么大的一盘菜，靠杠杠资金快餐模式是吃不下去的，即便吃下去了也会撑爆。管理权交接的事情，慢慢的谈个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五年很正常，姚振华拖得起，就是真英雄，把万科交给姚振华未尝不可，姚振华经得起折腾，万科让姚振华来主导比华润主导要强得多。因此可以认为王石处理方式方法是欠妥的。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演下去，就是“合纵连横”。
万科股票没有必要继续停牌，当初选择停牌也是馊主意，对万科和王石不利。万科有人看得清大势的话，早日复牌，让公众和中小股东参与炒作，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要将三国演义推回到诸侯混战，乱世才能出英雄，这样对万科和王石更有利一些。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认为王石当初选择停牌这个方案缺乏智慧，另一个方面也看出为王石提议这个方案的人智慧层次不高，策划者的中华文化根基比较浅，对近期和中远期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大势走势看不到，看不清，是瞎子摸象。
王石继续“傲”必败，但是同样的道理对姚振华也适用，人在江湖做事不能太“绝”，做“绝”必衰。王石是一代企业家典型，是理想主义企业家，是有梦想的人，他一生所为之奋斗和牺牲的就是实现他企业家自由飞翔的梦，从命理来看王石并不是爱财贪财的人，王石重名誉，王石好色，王石是个梦想家，王石的梦能不能实现，那是个人的命，但这个梦是个美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王石即便战场失败，还有起码的个人尊严，得到英雄式尊重是必须的。任何对王石赶尽杀绝，也会回报到自己的身上。检验是否野蛮人，就看最后对待王石是否给予英雄尊严。如果像其他人当年对待赵新先一样绝情，就是真正的野蛮人，像王石、柳传志、张瑞敏、赵新先、倪润峰这些人，要想消灭他们并不难，作为把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从无到有做起来，做得那么大，做了几十年，找出一点毛病来太容易了，因为这一代人成功靠的就是冲破各种制度藩篱的制约，所以，“问题”一定是很多的，但是因为他们都是虚无的神，打碎了他们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也不会有好报。英雄惜英雄，智者不舞双刃剑，“万科事件”相关各方都应谨记此智慧之言。风水轮流转，因果有报应。
媒体与公众一贯嗜血戏剧性情节，总是忍不住把这件事包装成“神剧”。事实恰恰相反，围绕万科控制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只是到了这一步，事情才变成了“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就像鸿门宴，原本一派其乐融融，樊哙这种屠夫进来，立刻从高大上的外交场景切换到喝酒撒泼的街头场景。但主人公们不觉得讶异，他们都知道，后者才是常态，是本质。同样，“万科事件”中，“后院起火” 、“盟友反戈” 、“踢馆”才正常。戏还在演，但结局基本清晰了，王石悲情退出万科江湖，宝能也会铩羽而归。王石同学是天相亥宫坐命，天生掌印人，但年龄到了，主动交出帅印，让别人去争夺帅印，王石本人不再参与下一次帅印争夺，作为局外人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王石应该尽早宣布即将退出万科这个舞台中心，作为企业家，王石已经表演得够好了，再做下去的意义不如退下来的意义大。但是姚振华在万科是拿不到好处的，只会鸡飞蛋打。万科虽然从资本的角度不是王石的，但是从精神的角度就是王石的，打垮了王石，万科的灵魂就没有了，万科也就没有了。没有灵魂的资产是死资产，没有灵魂的企业是腐朽的僵尸，吃下去不仅不利自己健康，还会导致自我毁灭！
上一篇：林彪元帅紫微斗数命盘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