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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宗教文明国家，没有上帝？
世界有三大宗教，耶稣基督，伊斯兰和佛教。诞生的年代依次为佛教，基督和伊斯兰。距今最早的有三千多年，最晚的也有一千四百多年。这三大宗教，代表着世界的三大文明。象征着犹太——罗马——西方世界；阿拉伯——突厥——穆斯林；印度—东亚佛教世界的灿烂历史和辉煌。
先要从中华文明的起源说起。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夏朝时代算起，已有42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中华文明是多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多源一体”的文明形成模式。
再从中华文化的源头《易经》的由来说起。“医”和“易”是一对双胞胎，是人类文化的两大主轴，有关《易经》的版本流传如下：在人类没有符号文字之前，是采用结绳记事，《易经》八卦的“阳爻”、“阴爻”是用一个大结，和二个小结分别做代表。一串一串绳子结挂在墙壁上就是“卦”的由来。而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叠而组合成的，因此每一个六十四卦是由二个三爻卦相联结，所以便称做“连三”。又因为三爻卦中没“三”这一卦，只有“山”“艮为山”。由结绳进步到象形表意符号文字以后，把“三”连结起来就像“山”如乾卦的排列是三，好像两个山字连结起来的样子，加上最初的人类祖先是生活在山上森林中，以上山打猎、下河捉鱼为生，故把“连三”改为“连山”了。由于文明的进步，人类知识渐开，对周遭事务的认知也有改变，故对“连山”易有所修订整理。至黄帝时代，发明了象形文字，把原先挂在墙壁的“连山”易，修改成平面的象形符号。发现易的排列，应该由坤乾两卦开始。人类祖先开始到达平原丘陵地区进行农作物种植和饲养牲畜，进入农耕时代，生活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地，故把坤卦排在乾卦前面，排在第一，为了正名，故改为“归藏”易，一直延用到殷商时期。殷商末期，周文王被纣王政治迫害，被囚在羑里。周文王被囚困在羑里，为了避免纣王对他谋反起疑心，所以对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不敢读。只有弄一本“归藏”易来读，以示胸无大志。即是文王羑里演易故事的由来。“归藏”易经周文王修订整理即改名为《周易》。周文王认为国家社会组织、百姓家庭、人事、政治、经济等应以乾卦就是天为最重要，加上当时文王的封地在西北，因此改西北乾卦排第一，也有寓意鼓动大家跟随周的意思，当然主要还是观察人事站的角度改变了，以天为大，地为母，人在天地之间，人为中心的天人地思想的确立。对《周易》发扬最得力的是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反鲁，六十八岁获得《周易》，发现自己心中一切的疑问，在《周易》中都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可见孔子用功夫之勤。孔子为《周易》写了十篇文章，阐扬《周易》的理论，叫《十翼》。最后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自叹读易太晚了，假如在五十岁读到《周易》的话，就不必周游列国，到处问道了。《周易》经过孔子整理后，就定稿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更改只字词组。所以《连山》、《归藏》、《周易》实际上是一本书，由于版本不同而书名亦有所异。《易经》成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以及诸子百家共同的文化源泉。
《易经》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易经》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本质或本原都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它的外部，《易经》用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观点看问题。而世界上唯心主义的宗教则不是这样，它们是从世界外部，即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因素上去寻找世界本原。这种基本因素就是“神”，或类似神的客观精神。那些所谓的客观精神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先于世界而存在。要论存在的话，它们只能存在于某些人的大脑之中，只是某些人想象的精神产物。这种企图在世界之外寻找世界本质或本原的意识或方法，本质上是反科学的。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在古印度兴起，逐渐向南亚、东南亚和中亚、东亚传播，形成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体系。佛教诞生于使用梵语体系的古印度，梵语体系属于古印欧语言体系，是传唱语言，佛教在古印度并无文字经书，佛经都是后来传播过程中，不同的传播路径用不同的语言文字编写形成，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说：“梵王天帝作则随时，异道诸仙各制文字”。
南传佛教主要依据巴利文经典，又称作巴利语系佛教。巴利语原为古代印度流行的一种大众语言，流传到斯里兰卡的佛教经典就是用这种语言传播的，一开始并无文字书写，大约公元前一世纪，斯里兰卡王无畏波陀伽摩尼召集僧众在大寺勘定三藏，用斯里兰卡通行的僧伽罗文音译巴利语书写，这是最早的巴利语经典。公元5世纪，摩揭陀国三藏法师觉音到斯里兰卡，重新用僧伽罗文字整理编写巴利文三藏，这就是现在流行的巴利语佛典的原型。后来，缅甸、暹罗、泰国等也都以他们本国的字母音译记录巴利文三藏。藏传佛教使用藏文传唱，藏文源于古梵文。汉传佛教使用汉字注解。不同的语言传唱和注解佛经，导致佛教教义有很大的不同。大乘教和小乘教教义不同，同属大乘教的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教义也不同。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属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归属于大乘佛教之中，但以密宗传承为其主要特色。藏传佛教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在佛教的修行方式与戒律上，两者并不相同，也无直接必然的关系。而从大乘佛教的判别来看，藏传佛教密教与大乘佛教显教显然是相对的，一个是密，一个是显。藏传佛教对佛教的解释和注解跟汉传佛教有本质区别。
佛教按照语言文字分为三大系，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属于巴利语系，因为他们的三藏典籍和许多重要的著作，都是用巴利语写的。除了巴利语系有一部完整的三藏典籍和各种论著之外，其他北传佛教的经籍，绝大部分都保存在我国的汉文和藏文的藏经里。另外一种分法，是大乘和小乘，称汉语系和藏语系中的大乘理论为大乘，称巴利语系的佛教及其他类似的佛教为小乘。但巴利语系的佛教徒则自称为上座部，不接受小乘这样的名称，并且不承认大乘是佛说。
汉传佛教是佛教与中国本土原有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融合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汉传佛教借鉴《易经》思想，并将《易经》思想引入佛教经典，经历了一个转化再造的阶段，汉传佛教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非常独特、不可或缺的影响，并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汉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慈悲智慧、平等圆融、普渡众生的精神和教义，具有亘古常新的价值。汉传佛教针对中国人对现实人生的积极心态和对现世利乐的重视，在弘法利生中更注意启发人们奉献利他的善心善行，如布施、供养。汉传佛教所具有的圆融和平的精神，所体现的灵活务实的态度，所积累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是汉传佛教拥有源源不断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汉传佛教，将“佛”置于“天”之下，只是众神之一，与古印度佛教的“我即神”已经有本质的区别。
儒家不是纯粹的宗教形式，儒家学者关心的是现实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体，宗教信仰上以祖先信仰、道教、佛教信仰为主，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中国本土及各地的地方性信仰，比如关公信仰、妈祖信仰、三山国王信仰、以岳王崇拜为代表的忠烈信仰等等。祭祀祖先轩辕黄帝、祭孔都是代表性的具有信仰色彩的活动。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也不否定朴素唯物论。道家、儒家以及诸子百家都是以《易经》哲学为基础，中国佛家也是接受了《易经》哲学再造。《易经》是群经之首，群经之始。《易经》本质是辩证唯物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中国文化的主体源泉是辩证唯物而不是唯心主义。
文学故事中描写的道教，鸿均老祖是天地宇宙洪荒之祖（其实就是道教的开山鼻祖），也叫元阳上帝，盘古圣皇。其实就是盘古原神所化。天地常坏而老祖之身历劫不坏，每逢天地初开老祖便出世度人。他一道传三友，即：老子、通天、元始三人。而老子、通天、元始他们三人其实又是一体所幻化。老子居于玄都，通天与元始分掌截阐两教。后于万仙阵中灭了截教，故后只剩下阐教一宗。阐教跟截教大抵相当于我们中国文化某个时期划分出的右派跟左派。我们知道，当时的政策是有出身论和不唯出身论。正如阐教的掌教教主元始天尊认为根红苗正才能干革命，手下的阐教十二金仙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所谓贵精而不贵多，宁缺毋滥，搞的是一种精英贵族教育体系。相反，截教通天教主则本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摒弃狭隘的个人本位主义思想，来者不拒，收的徒弟，尽是所谓的披毛带角，湿生卵化之辈。 这样一来矛盾就出来了！我们知道"阐教"的教义是阐明“道”，也即是“立”；“截教”的教义是截取“道”，也即是“破”。一个是先天“道”、一个是后天“道”。阐、截二教从当初立教之时，就已注定势如水火、难以共存。在文学故事中截教是被灭掉了。其实儒家提倡的有教无类，跟道教的截教教义还是有类似之处。因此，在中国文化中，精英贵族教育体系和贫民百姓教育体系实际上一直都是共存的。
道教和任何外族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中国人的根和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真正本土华夏文明传承的结晶，自轩辕黄帝赐姓百家姓开始，至今已有4714多年的历史（道历）。2017年公历（耶稣基督纪年），道历 4714， 佛历2560。
道教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道教遵道贵德。故学者说“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法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然何如哉！”“道教是最自由、最自然和最灵活而健康的思想体系，这正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义(Dogma)。因为没有固定的教义，所以没有偏见，也没有思想统一和遵从正统教义的要求。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在一个专制僵化的权威之下，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不能存活。中国儒、道、法都是重视现实世界的伦理规范而对精神世界极为宽容，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空间。道教因为它的思想有非常进步的、超过其它宗教的神学境界，是一种对“人人有责、清净无为、天然和平的宗教”。如道教之「道」不是“神”，却又会生出和养育“神”与万物，故道教既非“一神教”（monotheism），也非“多神教”（polytheism）。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家，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直到汉朝后期才有教团产生，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唐代尊封老子，为了美化唐皇室，说老子（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
道教发源于历史悠久的华夏大地，从中国的洪荒时代起人类首先开始寻求自然的庇佑，遂而认为万物有灵，这是原始人类在形成宗教之前最先出现的理论（英语：animism），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敬信，灵魂的敬信，祖先的敬信，直至在历史的河流里慢慢进化成祖先与天神合一，成为对天无上的信仰，成为后世各类至上神的雏形。在原始社会时代，已有先贤追问生命的意义，挑战人类生命的极限。炎黄子孙的先祖，中华民族始祖，古部落联盟首领，轩辕黄帝应为第一人，据《史记·封禅书》载“且战且学仙”， “黄帝问道于广成子”。
道教在中国以一种宗教形式进行发展传扬。具体来说，道教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有着特色鲜明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得道成仙 、垂法济人、无量度人，早期主要思想《易经》以及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是《太平经》，而《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它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近代世界也有着不可小窥的影响性。道教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记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天文学、术算学、医药学、养生学、化学、音乐、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道家思想作为首先独创了朴素唯物主义本体论学说的代表，从春秋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先秦时期在著名的儒墨显学里独树一帜，汉初，完全成为显学。所以，汉朝就有了具体正规的教团产生，奉老子为道德天尊，把原来深奥的道德哲学更进一步升华、粹炼了。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愈发完善。
道教以道为至高信仰，认为无形无象、玄之又玄、无法言说。道在人和万物中的显现就是德。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散则为气，聚则为神。《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不停地无中生有、有又还无地周而复始运转变化”。现在科学理论一般浅显的理解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包括道家、术士等）被认为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不老不死、普济众生）的方法。道法自然，珍爱生命、珍爱自然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修身养性，延年益寿，得道成仙。通过度化了自己，提升了个人的生命质量与灵魂能量，再进一步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以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对精神和肉体进行自我控制，达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突破生命的桎梏，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道教塑造了多少神，但因为道教的立教基础是“易经”和“道德经”，本质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其塑造的各种神仙都是具体的精英人物崇拜，是精英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结合，而不是虚拟的神灵。
中国人在整体上没有西方那种对神的信仰。神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基本上是实用主义，“信则有，不信则无”，没有把神看作是创造世界、主宰人的命运的外在的力量。儒家是信天命，道家是尊道，无论是“天”还是“道”，都是说的宇宙大自然的运行规律。道教编列了复杂的神仙谱系，儒家制造了“天子”概念，但是不论是“玉帝”，还是“天子”甚或是各路神仙，都只是“天道”也即宇宙自然规律的守护者、遵守者和管理者，不是生灵万物的创造者，更不是创世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是：在中国文化构成要素中，没有宗教基因。也有人说中国人是泛神论，宇宙山川土地万物皆有神，举头三尺有神明，到处是神明就等于没有神明了。实际上，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社会学者和宗教学者对中国的这种文化现象一直迷惑不解。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在创立后都曾经传入中国，但任何一种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都没有引起宗教狂热。在宗教面前，中华民族极其冷静。同时中国是历史上唯一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民族国家。
首先，中华文明是个融合型易经文化，这种多因素的结构特点，可以抑制某一单质的文化的狂热。中华文明是由多种文化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融合而成的。比如，龙和凤是中国的文化代表。而学者们考证，龙和凤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两种文化的代表，即阴阳文化的代表，这两种文化融合以后，只有龙和凤作为标志留下来。而有的学者认为，龙和凤又分别是不同文化融合时的标志。所以中华文明的构成因素很多，结构极其复杂。 而西方的神代表了一种单质的排他性的宗教文化，这种宗教文化进入中国，遇到中国文化时，很难使整个文化体产生共振，更无法取代。因此就无法产生像西方国家对神的那种宗教信仰。
其次，中华文明是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用神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记录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是以一种尊重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态度写的。换句话说，中国人对历史的记录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结果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想象的成分。面对这样的历史，你无法用超自然的神的作用来解释历史上真实的事件。一般的情况，神只能去解释那些历史上查不清楚的事件。比如，世界各个民族在出现文字之前，都有自己的传说，而只有中国人的传说可以从田野考古得到证明，可以找到传承关系。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是中断的，不是连续的。这种中断的历史就有了想象的空间。中国的历史既然无法用神来解释，那么外国的神也就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历史上两个并行发展的主体，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并且两个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中断。在这样的条件下，外来文化只能作为一个文化因素进入这个发展过程，如果想取代中华文明，就需要中断中华文明，而中断中华文明就要中断中华民族的繁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记录事件的书写符号，汉字的另一个奇特之处是它的超方言特性及超语言特性。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符号，所以汉字一般也叫“方块字”。它由象形文字表形文字演变成兼表音义的意音文字，但总的体系仍属表意文字。所以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这一特性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具有独特的魅力。汉字是汉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瑰宝，汉字记录的历史是很难篡改的。而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使用的是拼音文字，是唱出来的，不能真实记录历史，而且通过传唱，很容易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历史，佛教就是“梵王天帝作则随时，异道诸仙各制文字”。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统治者作为政教合一的统治者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很容易就篡改真实的历史。本来他们的历史就中断过，再随意的传唱修改，所以，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变得面目全非，剩下的就只有“唯一神”了。
另外，在中国，上古圣贤皆演易。演易，就是研究《易经》，推演《易经》卦数与易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一部《易经》即是上古历代圣贤取得思想、哲学、文化成果的主要学术材料。并由此确立《易经》是中国文化即汉文化的活水源头，并且是唯一源头。 不演易，中国就不会出圣人，就不会出思想、哲学、文化学术成果，就很难有思想、哲学、文化复兴。但是，孔子没有留下演易方法，老子没有留下演易方法，周代没有留下演易方法，商代没有留下演易方法。中国人很早就有了知识封闭或者知识产权上的保护意识。历代不留下演易方法，是坏事也是好事，坏的方面很多，好的方面很少。单就好的方面讲，可以使欲演易者必须自己去拿出方法，必须自己去亲手演易，否则终不知易经的宏博深奥与微细缜密。中国古代圣人都谦虚，自己不称神，当然也称不了神，这样就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发挥空间。
最后，信仰单一的神是一种人类文明幼稚期的产物，
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氏族中各民族的文化，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从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士在纪元前六世纪就提出并试图回答宇宙本源问题，从泰勒士主张万物皆出于水，到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希腊哲学史的第一个一百年，也是最重要的一百年，这一百年里，经过泰勒士、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哲学家的相互驳斥与创造，建构成西方文化链的第一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终极关怀。并且从此以后，终极关怀紧紧纠缠着西方思想，终古不释。宇宙本源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恒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结果，在这个问题上穷追不舍，胜者不会胜，败者也不会败。也就是这个无胜无负的问题使西方思想孕育出一种极其可贵的“彼岸意识”，即人间至尊至贵皆退入此岸，而任学者从彼岸评论提点。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站在彼岸向此岸发难，用彼岸理念构筑成一个理想世界，用以超越并改造人间此岸。柏拉图以此奠定了自己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开山祖地位，也以此规范了西方政治哲学两千多年的基本流向，终极关怀这一文化基因一直在滋养着西方知识界的良心意识，从古至今，西方终极关怀不止，社会批判不息，从而锻造出如：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左拉、萨特等一系列西方社会良心的优秀知识份子。与西方这种终极关怀、社会批判意识相较，中国先秦时代的以孔、墨、老庄等为代表的百家学派，与其他后起学派交汇掺合，形成了
首先，比较完整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一般很难产生强大的宗教。华夏自炎黄创建文明之后，从夏开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虽然还是以部落联盟为形式，但统一的生活习惯和世界观开始确立。如果说宗教一般有先知这个概念的话，那么黄帝就是我们的先知。他指引了我们民族发展的方向。黄帝制订了民俗，国家制度，由五帝和夏商延续着，直到商末，更多的伟大人物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姜太公等，点燃了更多的文明火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东周时代，更多的中华思想家诞生，并形成了诸子百家，儒、道、法、墨，纵横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多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等流派。中华文明在此刻是最为繁荣和伟大的。与世界同时期相比，中华文明明显的超越了其他文明。在文化和思想争鸣后，秦一枝独秀，用法家思想强大了国家，铁血统一了中国。成为了真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因为接班人问题，旋即灭亡，但中华文明的动力是强大的，很快诞生了大汉帝国，大汉帝国是集儒、道、法之大成者，用道家思想休民养息，用法家思想强军富国，用儒家思想加强统治。最后形成了华夏民族大发展，大扩张时期。这也奠定了未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统一的时间远远大于分裂的时间。而儒道法的影响是强烈的。因此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宗教大发展的余地。即便汉朝佛教传入，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寄托，并短时间曾经占据统治地位，但也很快被中国遵从《易经》思想的儒、道、法同化了。可以举一个例子，明朝的创造者朱元璋本来是以宗教来宣传和号召人民起义的，并以宗教人物“明王在世”自居，但很快被中国本土文化所影响，全盘接受了中国的儒法观念，建立了更加君主专制，更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而“明”只能成为一个朝代的标志。
第二,中国的民族性。自华夏民族始，中国人就是一个宽容的民族。因此在中国人建立的国家内部，民族压迫是不多见的。自黄帝时代，黄帝先和自己的兄弟部落炎帝战争，胜利后二者合二为一，并没有谁比谁更高等之说。而炎黄一起战胜了九黎的蚩尤之后，也是只诛首恶，并把为恶最甚的蚩尤族放逐极边。同时视曾经的敌人九黎和九夷部落为手足，加以同化，最后炎黄、九黎、九夷融合成为了华夏民族之前身。这点和希腊民族很象。希腊民族同样也没有形成世界级的宗教，同样也止步在神话时代，同样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譬如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亚历山大。在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希腊人征服世界的时候，他也同样不采用杀戮和民族压迫政策。给当地人带去了灿烂的希腊文明。并融合在当地民族中。
让我们看看基督教的诞生，基督教的诞生是因为中东地区的民族（包括犹太人）为了反抗和抵制罗马人的民族压迫和统治。在犹太古老宗教的基础上建立基督教。基督教的先知耶稣，最后也是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记录了这段血淋淋的民族压迫史。犹太人是历史上被压迫的最为悲惨的民族，因此也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民族。基督教宣扬人类有罪论，人生来就是为了救赎自己和别人的罪过。因此要求人民反省自己，并服从法律，基督教是上帝决定论和命定论。
伊斯兰教强调前定论，即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如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生死寿限以至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存亡，自然界的变异等，均出自真主的前定和安排，人无法预知，也无能为力，只能听其自然。《古兰经》云:“它预定万物而加以引导，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
深受民族压迫的印度人民，也是宗教氛围最为浓厚和宗教影响最深的民族，印度人民自雅利安人入侵开始，一直受到外来民族的压迫，外来民族和本土民族宗教思想的融合，诞生了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婆罗门教要求忍耐，推崇精神世界，宣扬现世修行和因果论。在此基础上，又诞生了佛教。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兴起，逐渐向南亚、东南亚和中亚、东亚传播，形成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其中，汉传佛教是佛教与中国本土原有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融合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汉传佛教，将“佛”置于“天”之下，只是众神之一，与古印度佛教的“我即神”已经有本质的区别。
同样，作为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统治工具——宗教在麻痹被压迫民族的同时，也稳定了压迫者的统治。所以，从基督教到伊斯兰教到佛教，之所以能流传甚广，除了他诞生于被压迫民族之始，因为这些宗教宣扬的教义符合统治者要求被压迫民族服从的目的，因此被广泛利用传播，尤其是伊斯兰教，其特有的对生活习惯的要求，使宗教的全民性和民族共性非常强。因此适合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融合。
而中国，虽然历史上有外来游牧民族征服和统治中原的现象，甚至有两次完全处于外来民族的统治之下，但因为中国的民族特性，压迫越甚反抗越甚，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和文化同化的抵制使得要么外来民族接受华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要么被武力驱逐。就像台风吹过，虽然留下灾难的痕迹，但并没有改变民族的特性。
第三，中国民族的特性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从中国先秦时代到现在，中国也诞生过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伟人，但相对来说，因为中国人比较注重《易经》的实际应用和物质生活的缘故，并不很热衷于精神生活。和耶稣基督，伊斯兰和印度不同的是，宗教一般在中国是遁世主义的代名词，僧道可以做为职业而不能是一个统治阶层的象征。因此宗教在中国是丰富多彩的，中国一向有士大夫“子不语怪乱力神”，及“敬鬼神而远之”的说法，当然，中国人也是信天命的，因此有天子，龙子龙孙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而且中国人的天是宇宙大自然的意思，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述。因此可以看出，神话时代一直在中国民族和社会有很深的印迹，但并不能成为统治工具。因此中国的精英们一向有平时信儒，病时（精神低落，人生受挫折）信道的说法。对于广大的老百姓来说，只有临时抱佛脚，九天神佛只要帮得上忙的，都可以信仰。因此，中国人本质上是首先注重物质生活，然后才上精神世界。而且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领域非常宽广，因此反而没有一个宗教能占据主导地位，任何宗教在中国都不可能成为全民性的宗教。
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对宗教信仰是宽容的，中国甚少有宗教迫害和民族迫害的事情发生。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华夏民族对外来者都是非常友好的。但这往往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在一百多年前，洪秀全首先利用“拜上帝教”反对满清，但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同样，在西方传教士违犯中国的习俗，并且摆出一幅征服者的嘴脸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用鲜血反击了这种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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